安徽阜阳肠道病毒EV71疫情的爆发、阜阳处置程序以及引发的媒体大规模的质疑,很容易让人与5年前SARS疫情的爆发联系到一起。尽管此次阜阳疫情的严重程度远远不及当年,但公共卫生的建设不能不引起相关管理者的思考。
阜阳疫情爆发的责任到底在谁?站在不同的位置与不同的角度,可能会有不同的考量。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首席科学家曾光教授愿意以更积极的角度去看待中国公共卫生的发展。曾光教授认为中国的公共卫生制度建设经过2003年SARS的“淬炼”,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在观念和行动上都提升了一个台阶。经过了5年来的建设,中国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得到了质的进步。与其他国家相比,能力并不低。由于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公共卫生事件不可避免地也会比较多,在此过程中也积累了很多实践经验。
但这并不代表中国的公卫制度足够完善。曾光教授认为,观念问题、技术问题等依然是中国政府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最大困扰。当前,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存在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观念问题——有没有把老百姓的健康放在第一位?这对很多地方政府而言,是一个考验。一些地方政府更看重的是经济损失以及地区声誉等等,而忽视了百姓的健康利益。这不能归咎于国家公卫政策的不健全,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是一大阻碍。
曾光教授认为,媒体对安徽阜阳肠道病毒EV71的疫情发布是否及时的关心,是可以理解的。媒体的监督作用对疫情公开化、透明化起到了积极作用,也是代表老百姓讲话。另一方面,他也要为安徽卫生系统讲话。他注意到,近年来该省发生过一些公共卫生事件,他们的报告和公布都是及时的,在应对上也不断下了工夫,横向比较他们应该受表扬。此次疫情通报稍慢些,事出有因,与疫情的复杂性有关,需要时间确认。经过此次锻炼,诊断能力提高了,报告就会及时。如果没有搞清楚疫情的性质就盲目对外公布也是不可取的,可能会引起社会不必要的恐慌。希望大家理解公共卫生工作,理解目前仍然在现场日以继夜工作的公共卫生工作者。
总之,公共卫生能力的提高是多年投入的结果,不可能一蹴而就。人们的观念、能力与素质更是具有历史惯性,是一种整体性行为,期望一夜间就彻底改变是不切实际的想法,曾光教授对人们的高期待也做出了善意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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